《共產共妻史話》第二章性解放的理論與實踐第6節拒婚同盟的根源 (二)性交不過是彼此點過頭罷了－三興公司的部落格

《共產共妻史話》第二章性解放的理論與實踐第6節拒婚同盟的根源 (二)性交不過是彼此點過頭罷了

1907年，何震在日本成立“女子復仇會”，與丈夫劉師培共同創辦《天義》報，以無政府主義理論為基底，發動“女子復仇運動”；巴黎的《新世紀》也將女性解放作為重要議題之一而發揮鼓譟。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同他們的西方同道一樣，將家庭看作“萬惡之首”，而對婚姻和家庭的攻擊，預示著性解放和性自由的隱秘指向。陳獨秀說：“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性交不過是彼此點過頭罷了。”按照他們的設想，在無政府世界裡，男女可以自由交配，孩子由“育嬰院”公養，從而使女子徹底擺脫家庭的羈絆，獲得獨立與自由。

無政府主義理論中有關女性解放的一系列學說，為中國近現代的性解放運動提供了助力。《新世紀》雜誌公然刊發了《男女雜交說》：“人群治不進化，愛情之不普及，實婚姻之未廢也。今欲人群進、愛情普，必自廢婚姻始，必自男女雜交始。”他們還說：“不雜交者種不進”、“不雜交者種不強”、“不雜交者種不智”。在晚清暗潮湧動的女性運動中，無政府主義者以其徹底的立場，聳動輿論界視聽。1917年《新青年》雜誌發表了著名無政府主義者高曼(高德曼)的《結婚與戀愛》，高氏從絕對自由立場出發，否認戀愛與婚姻之間的聯繫：“婚姻與愛情，二者無絲毫關係，其處於絕對不能相容之地位”，並認為“婚姻乃人生之不幸事”。一旦割斷了愛情與婚姻的關係，或將婚姻徹底廢除，“性”就卸下了所有的責任和義務，擺脫了世俗倫理的監督與束縛，走向絕對自由的境地。在無政府主義的引領下，五四時期出現了“新村”、“工讀互助團”等帶有實驗性質的社會組織。尤其是在胡適、陳獨秀等人支持下的“工讀互助團”有著廣泛的社會影響。但“在參與工讀互助團的青年人看來，'自由戀愛'才是應該首先追求的'理想旗幟'”。共青團總書記施存統回憶說，互助團剛成立後，團員展開了有關婚姻問題的談論，“討論的結果，我們全體一致認為(婚姻)無存在的理由，所以對於從前已婚的或訂約未婚的，一概主張和對方脫離關係，離婚的離婚，解約的解約”。解除了此前的婚姻羈絆，每人都獲得了自由——戀愛自由或性交自由。施存統後來把“自由戀愛的實踐”看作是“工讀互助團”的主要精神，算是抓住了問題的根本。

李達在回憶當初建黨時說：“當時在上海的幾個發起人中，就有好幾個是安那其：施存統、李漢俊、沈定一（沈玄廬）都是。”瞿秋白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後說：“記得當時懂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社會同樣是無階級、無政府、無國家的最自由的社會，我心上很安慰。因為這同我當初無政府主義、和平博愛世界的幻想沒有衝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正是由於這兩種理論存在著諸多相似性，所以中國共產黨“一大”時的很多人，都是從無政府主義陣營進入馬克思主義者行列的。如毛澤東、周恩來、陳延年、高君宇等，瞿秋白和施存統當然也屬於這種情況。沒有經過無政府主義和空想主義這個環節，直接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反而是少數人。美國學者德里克分析說：“中國共產黨的創始者在1921年之前也接受過無政府主義的觀點……而他們在轉向布爾什維主義之後，也仍然與無政府主義保持著親密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