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共妻史話》第二章性解放的理論與實踐第7節中共創始人張申府——廢國滅產絕婚姻 (9)張申府的青春之歌 @ 三興公司的部落格

《共產共妻史話》第二章性解放的理論與實踐 第7節中共創始人張申府——廢國滅產絕婚姻 (9)張申府的青春之歌

北平的抗日救亡運動是以清華園為中心的。張申府時在清華任教，和許多愛國教授一樣，他經常利用課堂宣講時事。據他的學生回憶，“身材較高，方臉膛，微胖，穿一身考究的西裝，嚴整地打著領帶”的張申府，用一口並不濃重的河北中部口音講課，他在邏輯課上很少講邏輯，而是罵蔣介石，簡直把課堂當成了他的政治論壇。聽課的人很多，擁護的來聽，反對的也來聽，不但課堂中擠滿了，連窗口也站著人。

張申府以女權主義先鋒自居，並因此受聘擔任《大公報》副刊《世界知識》的編輯而開始了又一段浪漫故事。張申府一直鼓吹男女兩性很難相互理解，招致化名“何必”的讀者來信詰問：“如果你是女子，你會怎麼辦？你會不會紓尊降貴下嫁一個頭腦智慧皆不及你的人？你對像陸仙堡（ROSA LUXEMBERG）這樣的'狂野不羈'的女子有什麼意見呢？”張申府的回信沒有任何學究氣，避重就輕卻十分坦直：“我確實不能回答你的問題，因為我不是女性。我不能夠也沒有自稱能夠明白婦女的感覺。但我能夠說的是，我十分欣賞陸仙堡那樣的智勇雙全的女性。”幾個月之後，偶然通信的兩個人見面了。“何必”原來是北京第一女子師範學校的校長孫蓀荃，一個有事業、有思想又獨立的女性，正是吸引張申府的那類女性。兩人慢慢交往起來。張申府說：“孫蓀荃嗎是一個十分十分獨立的女人。我們在'12.9'運動期間(1935年)變得親密起來。她在政治上十分活躍，脾氣也很反復。她在1937年結束我們的關係，之後她嫁給了中共的創黨元老譚平山。……後來死得很慘，她在50年代初期上吊自殺。她死時全身赤裸，旁邊一張字條寫著：'我這樣來，便這樣去'。”

由於德、意、日勾結，蘇聯受到德、日夾擊的威脅，異常恐懼。蘇聯想方設法擺脫自己的困境。蘇俄採取的策略是，不斷鼓勵日本向中國南部擴張；同時指示中共宣揚“抗日”。1935年史達林為緩和來自日本的壓力，單方面把中東鐵路賣給了日本，根本沒與中國商量。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4日，在莫斯科舉行了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會上提出在各國要建立“人民統一戰線”，共同“反對帝國主義”。8月1日，中共代表陳紹禹（王明）在會上以中共中央及中國蘇維埃政府名義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號召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聯蔣抗日，組織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史稱《八一宣言》。這是後來毛澤東叫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由來。共產國際特別指示中共宣揚“抗日”，完全是一箭雙雕。一是中國抗日，就可牢牢牽制住日本，使日本泥坑深陷，根本不會去威脅蘇俄。二是，中國抗日，中共就可免去被徹底消滅的危險。當時中共正處在大逃亡時期。問題是：中國抗日或不抗日或何時抗日，這是中國的內政，根本無需他國干涉和鼓勵。

《八一宣言》於10月1日在巴黎《救國時報》上正式發表，不久輾轉傳入國內。時為燕京大學教授的著名哲學家張東蓀注意到了這個動向，在《自由評論》雜誌率先發表文章，評論中共的“八一宣言”：一個向來主張除私產的黨，現在居然說保護財產和營業的自由了。一個向來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黨，現在居然說實行民主自由了。一個向來主張全世界革命的黨，現在居然說為國家獨立與祖國生命而戰了。一個向來受命於第三國際的黨，現在居然說中國人的事應由中國人自己解決了。一個向來主張用階級鬥爭為推動力對於一切不妥協的黨，現在居然說願意與各黨派不問已往仇怨而合作起來了。張東蓀顯然不相信中共的宣言，但他假裝歡迎宣言：“我們歷來不反對國民黨與共產黨而只反對一黨專政，以為一切罪惡皆由此而生。現在共產黨提議合作是顯然放棄了專政，這真是一件最可慶幸的事了。”

1935年11月，中共駐第三國際代表團成員林育英（即張浩）潛至陝北，向中央傳達了國際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1935年11月中旬“長征”到了瓦窯堡的中央紅軍，在瓦窯堡開了一次著名的會議；就是學習和貫徹蘇共中央給中國共產黨的新指示，那就是“聯蔣抗日”。可是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上把史達林的指示精神篡改成了“利用抗日進行反蔣”。瓦窯堡會議決定派劉少奇回到白區，在京津地區恢復中共黨組織。劉1935年11月回到天津，12月建立了華北中國共產黨的地下最高指揮部，建立了中共北京臨時市委，不過15天的功夫，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第一個“北京學生聯合會”就在北京宣告成立。它的第一項任務就是掀起一場抗日救亡運動，以推翻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反動統治。這就是“12.9運動”的來因。“12.9”運動是當時中共北平臨時委員會組織和領導的，其主要領導人則是北平臨時市委書記谷景生、組織部長彭濤、宣傳部長周小舟以及河北省委特派員李常青等。當時他們汲取了過去“左”傾錯誤的教訓，決定大力發展黨的外圍組織，建立北平市“學聯”。“學聯”主席則是女一中的郭明秋，秘書是清華大學的姚依林，總交通是鏡湖中學的孫敬文，總糾察是東北大學的鄒魯風，總交際是燕京大學的黃華。

1935年冬，張申府與劉清揚、姚克廣（姚依林）、孫蓀荃等共同發起了北平的“12.9”學潮。1935年12月9日，廣大學生的遊行開始了。以城外的清華大學為中心展開的，城內是從女子師範開始的。成千上萬的學生，自覺地或不自覺地都跟著“北京學生聯合會”這個共產黨在學生當中的統戰組織走上街頭，高喊抗日，高喊打倒國民黨，打倒蔣介石。那天上午張申府和女子師範的校長孫蓀荃、清華學生姚克廣(姚依林)、學生郭明秋4人同在西單亞北咖啡館樓上飲茶。“我們看著遊行隊伍行進。隊伍走過西單又往東走時，有一個姓陳的清華學生騎著自行車跟著隊伍，並隨時把遊行的情況到樓上來告訴我們。”這個咖啡館實際上也就算是組成了一個遊行隊伍的臨時指揮部，張申府任總指揮。張申府回憶說：“我自從有一次協助孫中山夫人宋慶齡拿一些錢給他（姚克廣）後，便知他是中共地下黨員。另外兩人一個是郭明秋，她是新近成立的學生會的成員。還有一個是孫蓀荃。孫和我那時已經關係非常密切，難捨難分；我們的愛情已是人所共知，一如我們的政治傾向一樣。在'12.9'學生大規模運動之前的幾個星期，她已積極發動學生抗議政府。”“三天后我上街和學生一道參加遊行，在路上被員警截住盤問。我答：'我只是走路，你沒看見嗎？'他們只得讓我走。” 一周後更大的遊行爆發時，他坐在人力車上隨隊伍前進，途中還曾停下來斥責軍警追捕女生。

遊行者與軍警後來確實發生過衝突，然而，中華民國政府、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卻沒有鎮壓中共的學生和“群眾”運動，沒有死一名學生更沒有長期關押大批學生。《青春之歌》描述道，“12.9的青年學生們，他們迎著國民黨反動派的大刀、棍棒和水龍頭，勇敢地行走在北京的大道上，把他們抗日救國的呼聲喊徹了全中國。他們獲得了徹底的勝利，戰勝了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一支主幹力量，走上了與工農兵群眾相結合的道路，後來成了我們新中國許許多多最重要的幹部的一部分。”那就是說，為了對付12.9運動，國民黨只是用小說裡所描述的大刀、水龍頭和棍棒。沒有殺人，更沒有用坦克車；只有百餘人受傷，30多人被捕。連毛澤東都也承認：“誰敢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趙紫陽說：“除了鄧小平，沒有人能下開槍的決心”；“軍閥政府甚至蔣介石在'一二九'學生運動時都不敢下令向學生開槍，（六四）出動了幾十萬軍隊，調動了幾個軍區，沒這個必要”。近年有不少親歷“12.9”運動的清華大學老校友的回憶，披露了不少令人感到意外的事實：如渲染得火紅色的400多名武裝軍警闖入清華搜捕進步學生的“12.9”事件，學生竟能把3名被捕學生(其中有姚依林、蔣南翔)搶到手釋放掉，學生們還搶了軍警的槍，扣押領隊的團長，打翻他們的車，卻安然無事。為何學生們如此英勇無敵，400名武裝軍警如此無能?原來軍警事先告訴了學生：“上級有令，所有軍人不准用子彈。”另有一件怪事：當晚數千軍警突然包圍清華，就在軍隊揚言要衝進校內的緊急時刻，梅貽琦校長在家中接待了學生中的幾名救國委員會委員，交給他們一份上方交給他的要逮捕的共產黨學生名單，約20餘人，人名上畫二個“0”的是一等要犯……告訴他們，通知這些學生速去名教授家避一避。後來姚依林躲入馮友蘭家，華道一躲進葉公超家，葉企孫、朱自清等家中都躲藏了不少學生。結果共產黨學生幹部一個也沒有被抓。上述之事是在1989年舉行的紀念梅貽琦百歲大會上華道一親自披露的。1935年12月28日，中共又策動它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致書全國工人，號召工人組織起來，聲援北平學生“12.9”抗日救亡運動。

1936年1月27日，中共北方局繼續發動北平學生與少數上層知識分子，成立了由中共掌握的“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進一步掀起了華北“抗日救亡”的高潮。不久，北平文化界救國會與北平學聯又共同組織了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張申府被推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和救國會的執行委員），其中包括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綏遠、察哈爾等7個省，救國會設置了總務部、組織部、宣傳部、工農部、婦女部。總務部由張申府負責，組織部和宣傳部由學生負責，婦女部由劉清揚負責。接著，在上海由著名的“七君子”等人籌劃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是由七君子之長沈鈞儒負責。宋慶齡從上海送來百多元給救國會負責人張申府，他就交給姚依林，北平學聯印傳單和《學聯日報》就是用的這筆錢。

1936年4月，中共策動“北平學聯”改名為“北平學生救國聯合會”。5月，又在上海策劃成立了“全國學生救國會”，學潮遂由此而迭起，中共地下組織亦由此而得以擴展。一場完全是為了救中共而非救中國的“抗日救亡”運動，開始橫行在國難深重的祖國大地上，並由是而製造了極大的和連續的混亂、動亂及暴亂。1936年2月29日，“教唆犯”張申府劉清揚雙雙被捕，被關在安定門內的陸軍監獄。地下黨積極營救，家屬和朋友也設法活動。張的情人孫蓀荃到南京找到馮玉祥，請馮從中幫忙，因為當時宋哲元任平津衛戍司令，統治北平，而宋曾是馮玉祥的部下。經過多方活動，局勢有所緩和。跟著梁漱溟又找到宋哲元托情。後來隨著形勢的逐漸好轉，在被關押了70天后張申府被釋放了。

出獄後，張申府回到清華大學繼續教書。不料到了暑假，有人提出張申府在哲學課堂上講時事太多，學校藉此把他解聘了。在此期間，學校還開除了一些參加“12.9”運動的學生。學生們為此成立了“被處分同學後援會”，聲援被處分的同學，並要求校長收回解聘張的成命。但是，最終他還是被迫離開了講壇，離開了可愛的清華園。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張申府到了武漢。1938年7月，國民黨在漢口召開了國民參政會一屆一次大會，張申府與“救國會”的沈鈞儒等6人被聘為第一屆參政員。

當時張申府和孫蓀荃的關係使劉清揚忍無可忍，劉清揚曾當著兩人的面破口大罵，發洩心中的痛恨和厭惡。張、劉分開了。抗戰全面升級後，張申府轉到重慶，編輯《戰時文化》。他以前的女學生董桂生做了他的女祕書。小他30歲的董桂生在學生時代就崇拜張，如今近距離日日見面，漸由崇拜而生愛慕，終致兩人同居。孫蓀荃知悉後怒不可遏，寫信給張痛斥不忠：“一個人不肯做克己工夫，一味胡猜亂疑，又全不從事業上全盤作打算，只一味地蹂躪人，即令個人得到勝利，也不過多作一次惡而已，何損於人！”當然，青春無敵，孫蓀荃還是敵不過年輕貌美的“小桂”。董對張的一心一意，使張最後放棄了與孫的關係。可張申府只承認這是一種柏拉圖式的關係，因忍受不了社會的壓力，張申府忍痛安排“小桂”嫁於自己的另一位學生。張申府當時的心情，從他給董的信中可窺一斑：“桂生，我現在出去了，不得與你面說，但有幾句話總還願能早點兒達到你的耳邊。我不敢說過去我對你怎樣，但我想到過去這三個月裡你對我的種種好處，於公於私種種替我設想，給我的種種幫助……想到這些，我實在不能忍這樣的結局，我實在擎不住這樣的下場！”“今古情場，問誰個真心到底？”（《長生殿》）張申府在回憶這些往事時神情坦然，就像是在講述一些有趣的冒險經歷，他甚至把自己保存的幾位女友的情書（包括罵他的絕情信）拿來示人。他在文革最兇的1967年所寫的材料中承認自己有“三好”——好名、好書、好女人，別人聽了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