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共妻史話》第三章獨秀手抓首抓襠中央第6節胡適質疑馬列主義 (三)暗示李大釗是抄襲專家 @ 三興公司的部落格

《共產共妻史話》第三章獨秀手抓首抓襠中央 第6節胡適質疑馬列主義 (三)暗示李大釗是抄襲專家

8月，胡適又寫了《三論問題與主義》、《四論問題與主義》。在《四論問題與主義》這篇爭論文章中，胡適著重指出：“若要知道一種主義，在何國何時是適用的，在何國何時是不適用的，我們須先知道那種主義發生的時勢情形和社會政治的狀態是個什麼樣子，然後可以有比較，然後可以下判斷。……輸入學說的人，若能如此存心，也許可以免去現在許多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生吞活剝的主義的弊病。”胡適表示：“我所攻擊的也只是這種不根據事實的、不從研究問題下手的、抄襲成文的主義（暗示李大釗是抄襲專家）。”他所主張的實驗主義方法論顯然包含著一種反對“主義”的教條主義化的內力。

胡適是杜威的學生，他奉持的是杜威的觀點，杜威就社會進步有過一個比喻，即進步不是“批發的買賣”，而是“零售的生意”。“一攬子”解決問題只是一種良好的願望，事實上是永遠不可能的。針對李文所舉的俄國的例子，1922年胡適的這段話，可以看作是他的回答：我們是不承認政治上有什麼根本解決的。世界上兩個大革命，一個法國革命，一個俄國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決了，然而骨子裡總逃不了那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雖然快意一時，震動百世，而法國與俄國終不能不應付那一點一滴的問題。我們因為不相信根本改造的話，只信那一點一滴的改造，所以我們不談主義，只談問題……只存一個“得尺進尺，得寸進寸”的希望，然後可以冷靜地估量那現實的政治上的變遷。

李大釗為什麼相信“根本解決”而胡適之卻不信？這在於他們對社會構成的看法不一樣。在李大釗眼裡，社會歷史的構成有一個“最後之因”，它是一元的，只要抓住“最後之因”，所有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那麼，這一元的最後之因是什麼呢？

李大釗說：“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麼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李大釗把經濟視為社會的基礎，認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所有問題也就相應解決。而經濟問題解決的唯一途徑卻是階級鬥爭。

胡適不贊同李大釗、陳獨秀之觀點，他說：“階級戰爭說……一方面，無形之中養成一種階級的仇視心，不但使領導者認定資本家為不能並立的仇敵，並且使許多資本家也覺領導者真是一種敵人。這種仇視心的結果，使社會上本來應該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兩種大勢力，成為兩座對壘的敵營，使許多的建設的救濟方法成為不可能，使歷史上演出許多本不需有的慘劇。”他反對階級鬥爭學說，不贊成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這是讓別人牽著鼻子走。

無政府主義是用個人絕對自由來否定國家，共產主義則以共產國際主義來否定國家。它們的共同點就是要否定現實的國家。對此胡適是不同意的。他始終堅持要在現有國家體制的框架內來解決具體的問題。1922年，在《我的歧路》一文中，胡適回顧幾年前的情況說：“那時正值安福部極盛的時代，上海的分贓和會尚未散夥，然而國內的'新分子'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什麼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我看不過去了，忍不住了，──因為我是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於是發憤要想談政治。”胡適與陳獨秀對談政治的根本分歧是，陳要談的“不是普通政治問題，更不是行政問題，乃是關係國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問題”。而胡適正相反，他認為談論根本問題是沒有意義的，他針對的都是普通的具體的問題，即文職官員改革、官僚政治的改造、憲法的修改等點滴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