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共妻史話》第三章獨秀手抓首抓襠中央第6節胡適質疑馬列主義 (四)建立在省自治上面的聯邦的統一國家－三興公司的部落格

《共產共妻史話》第三章獨秀手抓首抓襠中央 第6節胡適質疑馬列主義 (四)建立在省自治上面的聯邦的統一國家

1920年8月1日胡適與蔣夢麟等7人共同向北洋政府發起了《爭自由宣言》，要求確保講演、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並要求制定人身保護法令、監督選舉等。胡適說：“沒有肯為自由而戰的人民，絕不會有真正的自由出現。這幾年軍閥政黨膽敢這樣橫行，便是國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評判的真精神的表現。”1921年胡適成立了一個研究政治、討論社會問題的團體“努力會”，接著創辦了《努力週報》，把“謀中國政治的改善與社會的進步”作為宗旨，“代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站到議政、幹預政治的前臺”。1921年10月10日胡適在北平《晨報》的《雙十節的鬼歌》雲：“別討厭了，可以換個法子紀念了！大家合起來，趕掉這群狼，推翻這鳥政府，起一個新革命，造一個好政府。那才是雙十節的紀念了”。胡適當時也不改良了，而是要“推翻”。只有暴力革命，才能“推翻”那“鳥政府”。

1922年5月14日，在胡適主辦的《努力週報》上刊發了由胡適起草16人署名的宣言《我們的政治主張》，提出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改目標。因為政府中“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有效能的領導階層”。所以，他們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要求一個“公開的政府”，要求“一個有計劃的政治”。“好政府主義”是胡適一生的大綱，是其政治思想的一個里程碑。首先，他開始強調政治的極端重要性，指出“政治不良，什麼事都不能做”；其次，他提出了“工具主義的政府觀”；第三，明確提出了憲政和公開的政府，強調“要有正當的機關可以監督防治一切營私舞弊的不法官吏”；並“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他們對當時現實的政治問題，包括南北問題、裁兵、國會、憲法、財政、用人、選舉等都提出了一些意見。他們認為：中國之所以敗壞這步田地，好人自命清高是一個重要原因。“好人”必須自告奮勇對中華民國的未來有所擔當。對“好人”或“賢能”的依賴，明顯具有精英主義色彩。該文簽名中的王寵惠、湯爾和、羅文幹3人於9月19日組閣，組成了“好人政府”。其中新任教育次長的湯爾和因爭取教育經費未果而辭職，只做了個“五日次長”。有些人怪其性急，胡適在《努力》上說：“為了一個主張而來，為了主張的失敗而去：這是很正當的行為。我們對他表示同情的敬意。”胡適強調：“必須先要政治領袖們徹底覺悟建設是專門學術的事，不是他們隨便發一個電報命令十來個省份限幾個月完成的。他們必須明白他們自己是不配談建設的……然後能安分無為，做一點與民休息的仁政；等到國民少蘇國力少複的時候，等到專門人調查研究有結果的時候，方才可以有為。”“專門人”即治國之專家。“好人政府”70天后徹底垮臺。

有人批評說：“好人政府”和“賢能政治”的內涵充其量不過類似於所謂的“開明專制”：領導人有理性，有知識，有專長，有道德，能“防止”不法官吏，也能“容納”個體自由。這與胡適在另外一些地方體認到的“政治必須依據法律，政府對人民負責”的“幼稚”的憲政原則，又差了很多。按理來說，如果政府完全是由“好人”組成的，那麼憲政根本就沒有必要，因為憲政的基本功能在於限制政府的權力──人們為什麼要去千方百計地限制“好人”的權力呢？而自由主義的一個基本政治觀念就是並不相信什麼“好人”不“好人”，而是首先把國家權力（也包括其它權力）看作“惡魔”，首先擔憂那些手中掌握了巨大權力尤其是國家權力的人會濫用他們的權力，不論他們的道德修行如何。嚴重的精英主義，尤其是文化精英主義，從而完全忽略一般民眾對於政治改造或建構憲政政治的作用；而這種文化精英主義一旦擴展到政治領域，則不免向憲政政治的對立面比如“賢能政治”甚至“開明專制”轉化，因為它的目光是聚焦在政治領袖方面，而不是對於政治領袖的製約。

《我們的政治主張》發表後，引發了“漸進與革命”的論爭，王振鈞、鄭振夏等人問：“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後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面建築'好政府'呢？”胡適答：“我們可以用你們自己的話來做答：'最好雙方分工並進，殊途同歸'。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的改良他。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胡適說：“革命…在結果也有兩種不同：第一，無意的自然演變是很遲慢的，是很不經濟的，而自覺的人功促進往往可以縮短改革的時間。第二，自然演進的結果往往留下許多久已失其功用的舊制度和舊勢力，而自覺的革命往往能多剷除一些陳腐的東西。在這兩點上，自覺的革命都優於不自覺的演進。”